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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高分的他们为何选择了职高

作者:驳静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更新时间:2021-07-24 15:55:06.0    我要评论( 0 )

  阅读提示:在杭州,一些中等职校的升学率接近百分之百。对经济条件好的杭州家庭来说,文凭和升学才是“刚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另辟蹊径的家庭,让孩子弃“重高”而选“职高”,以此避开狂热的、竞争激烈的高考独木桥,去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1、低头走路的孩子

  鲁晓阳在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简称“中策”)当了22年老师,在这里看到的是大量“低头走路的孩子”。

  中策创办于1979年,目前有两个校区。今年之前,中策有八大专业,每年招1100人左右,有500多名学生是“直升”,意思是不需要通过中考,只需要通过面试就可以就读,目的是让成绩差的学生仍有学可上。像计算机、商务英语这样的专业相对热门,报名与录取率在3∶1左右,而像烹饪、环境监测和电气运行与控制(以下简称“电气”)这样的专业,几乎就是“报就能上”。

  鲁晓阳是浙江省特级教师,教电气专业。说到“低头走路”,鲁晓阳又挺起胸膛,昂起头,做了个有点夸张的自信姿态:“你看,这就是职高学生与普高学生最大的区别,普高的学生们都是昂头走路的。”

  人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鲁晓阳说他在职高教书,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成功是成功之父”。孩子们本来就没信心,所以他通常会让刚入学的学生做最基础的操作,简单到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能做出来。“必须让他成功,然后让他踩在成功的肩膀上继续成功。”所以电气班的学生入学第一课是做LED灯,先是让灯“长亮”,再让灯“闪烁”,其次是配上音乐,背后的理论难度是循序渐进的。这法子听上去简单,但在鲁晓阳看来,通过技术来培养信心,“先会后懂”,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鲁晓阳原来班上有个学生叫樊文天,刚进校时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的典型的职高生,低着头,不跟人交流,让他看书,他说“头大”。从课堂上获得一点成就感后,就开始问“为什么”。他在沙发里置入传感器,受重量触发后,会自动启动内置空气净化器,做成“会呼吸的沙发”;把电压升到10万伏,在空气中拉电弧,将音频信号载入电弧,做成“会唱歌的闪电”。樊文天后来凭借“会唱歌的闪电”,在“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里拿了个特等奖,于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他后来考上浙江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优秀毕业生”毕业,被浙大中控破格录用。

  职校生中考分数不高,最常见的现象是偏科严重。鲁晓阳班上原来有个胖乎乎的男孩子,不到1.6米,进校的时候成绩全班倒数,“自我放弃”写在脸上。“那咋办?带他去玩。”鲁晓阳挺得意的玩法是无线电测向运动(又称无线电猎狐运动),在旷野、山丘等地方,通过无线电测向机,定位事先隐藏的多个电台,谁最快找到最多谁就获胜。

  男孩子当然爱在山野里跑,“找到一个电台,开心一下,又找到一个,又开心一下”。那个胖乎乎的男生后来还参加了这个项目的亚锦赛,回来后跟鲁老师讲:“我就是滚得慢了一点。”

  鲁晓阳的很多学生通过这些方式,逐渐摆脱了过去成绩差而导致的消极状态。越是看到这样的孩子获得成就,鲁晓阳就越是感到遗憾。同一个理论,他去普高讲,两节课讲会,在中策,他得讲6节课。好的生源,理所当然去了普高。他就会想,要是职高里也有这样学习能力强的好生源,他还可以培养出更厉害的学生。缺乏理论基础,实际上使这些手上有技术的孩子无法走得更远。

  某种程度上来讲,职校在做的是“兜底”教育,接受那些所谓的差生,高分的孩子因为感兴趣而自愿到职校来的非常少,即便有,也会被家长阻拦。中策2018年招第一届电气“中本班”时,录取了一个555分(满分600分)的孩子。这个分数能上杭州排名第二的学军中学。副校长潘利荷说她总共接到孩子家长打来的十多个电话。这位妈妈向她解释,他们家是温州人,两口子平时忙于生意,孩子放在杭州一所民办初中,每天上学都会路过中策,因此对学校有印象。可这毕竟是555分的好苗子,家长向潘利荷求饶,不要录取。后来这孩子没出现在中策校园。

  2、“中本班”这条路

  这些年,浙江省的中职学校生源有了变化。2018年开始,全省推出“中本班”,即“中职本科7年一贯制”,也称“3+4”,3年职高+4年本科。不同于“无处可去的学生”,读中本班的孩子,一半以上能读重点中学,职高是学生和家长深思熟虑后的一种选择。

  杭州市人民职校(以下简称“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很有名气。人民职校建校于1957年,1980年开启职业教育,两年后,开设幼师职业班。2000年,它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合办学前教育专业的“3+2”班,很受欢迎。2015年前后,人民职校就开始准备材料,想要将这个班进一步做成“3+4”,因为就业市场早就发出信号,杭州市各区县的公立幼儿园招聘门槛逐渐升级到了“本科及以上”。现在放眼杭州,可能只有区县零星的几所公立幼儿园愿意招大专生。

  2018年,“3+4”在中考前一个月落地。这第一届总共录取了38人,其中有个孩子叫金洋洋,金华市永康的考生,中考成绩573分,能上永康一中这所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她在拿到人民职校的录取通知书后,到永康一中办了退学,她的同学们很受震动。

  对走职高这条路,洋洋妈妈心里挺坚定。 洋洋有艺术细胞,喜欢唱歌、跳舞和画画,但她们家条件不好,从小也没给她上过什么兴趣班,她就想给洋洋抓住学习艺术的最后时机。“现在看到有这种路,我就很希望让她走一走。”

  洋洋从比较小的时候就对老师这个职业有好感,很早就相中人民职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但它当时只有“3+2”,且只在杭州本市招生。她们曾退而求其次,转向金华本地一所最好的职校,母女俩去这所职校和与它配套的大专学校考察过,有点偏远,校舍也旧,但有钢琴房、舞蹈室,新的校舍也在修建中。洋洋跟她妈妈说,为了读学前教育,受苦受累也要去。

  洋洋妈妈评估了两种选择的优劣。假如去读重点高中,错过学手艺的黄金时间不说,那种高考的严酷压力,可能会把孩子压垮。周围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

  她们当时还抱有一种“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想法,进重点中学,那洋洋应该是排在比较后面的,在班上平平无奇,假设读得很郁闷,到时候考大学或许只是个二本,人生会有遗憾的,可能会后悔当时没选“3+2”。

  出于这些考虑,洋洋与妈妈就一心一意地决定去读职高,尽管周围的老师、亲戚都反对。反对的声音还挺大,比如班主任跟洋洋说,“那种地方”是学校500名之后的学生去的,绝对不能去那种学校。初三换了一个班主任,也听说她们家特殊,孩子读书这么好,要求这么低。开家长会的时候还特地找家长聊天,讲到最后说:“这个女儿是不是你亲生的?如果这样选择的话,她未来要被糟蹋掉的。”家里的亲戚也说她们,别人都往高处走,你们怎么往下看,说到这些时都是摇头的。

  今年洋洋已经读完三年职校,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去浙师大开始中本班的后半段。这个班的家长们最大的感触是,这条路没选错。洋洋的同学何林颖三年前选人民职校,是因为与它合作的本科院校是浙江师范大学。作为小学历史老师,何林颖的妈妈本能地觉得这是条捷径。何林颖的文科强,理科弱,总成绩虽然还可以,但一进入高中,偏科的孩子会压力非常大。“3+4”意味着直升浙师大,几乎算是另辟蹊径,避开了那条残酷的独木桥。

  这个班第一届是在全省招生,其中台州招4人,每个区只收1人。何林颖的中考成绩距台州最好的高中差15分,这个成绩能上排名第二的重点高中,上一所职校绰绰有余,但她们仍担心,唯一的名额很可能被人抢走。所以何林颖初中班上的很多同学直到快高中毕业,都不太清楚原来她上了所中职学校。

  对于这个中本班,很多人的感觉是“划算”,连校长金卫东也这样说。他算了一笔账,浙江每年30万高考考生,浙师大录取分数线在3万名左右,相当于全省前10%。而杭州市每年参加中考的学生数量约有2.7万,杭州学生的成绩相比其他市要好一点,不说10%,按20%来算,那就是中考前5000名的学生能考上浙师大。前5000名,意味着杭州前三的高中(杭州第二中学、学军中学、杭州高级中学)之外的学生,未必能考得上。

  3、“中本班”的启示

  三年前,中本班对浙江省的家长来说,还是个新事物,做出这个选择,除了现实考量外,也有家长对社会上流行的主流路径的反思。洋洋班上另一个同学黄卓颖,一开始就认定这个专业。她是宁波慈溪的考生,慈溪人多经商,一般人家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就会给孩子报私立学校。黄卓颖读的是一所“小学+初中”的9年制学校,学费从小学一年级的1万多元,涨到九年级的2万元,现在她弟弟在同一所学校读七年级,学费马上升到3万元。黄卓颖从小上过挺多兴趣班,林林总总,有六七样,她喜欢古筝和拉丁舞,这两样学得挺不错。很多家长给孩子上兴趣班是跟风与焦虑,一旦与中考和高考面对面,兴趣班都得让位,技艺最后荒废了事,只留下几本证书。但黄卓颖和她妈妈都希望把这些技艺保留下来,学前专业恰好有艺术课。

  她们关注学习过程,但很多家长只看最终拿到手的那张文凭。有现成的对比。她家一个亲戚的孩子,与黄卓颖同年,小学、初中同校。读普高后,时有逃课,因为谈恋爱受处分,最后考了500多分,能上一所二本学校。二本学校不好吗?在这位亲戚眼里当然不好,她还想多花点钱送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卓颖妈妈看到周围亲戚朋友给孩子砸钱、一对一补课,有时会想,你们真的了解孩子吗,还是以为只要花钱就是好?

  三年下来,卓颖妈妈非常庆幸当年的选择。她没想到,一所职校的校风这么好,老师如此敬业。有天晚上9点半,副校长于伟伟还给卓颖打来电话,讲了两个小时如何修改毕业论文,“10个孩子每人两小时,不是说装面子的”。

  孩子有一天跟她说,所谓的学习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要跟同学和社会都相处好。她了解卓颖,非常要强,即便中本班几乎是直升,她觉得在班上有个中上水平就可以了,可卓颖总保持第一、第二。一直在应试教育下长大的孩子,到职高读了两年,就对社会有了新的理解,这令她感到意外。黄卓颖有个小她4岁的弟弟,正在读七年级,已面临中考压力,进了职校后的黄卓颖经常宽慰弟弟:“没关系的,哪怕考不好,读职高,也挺好的。”孩子的这种成长,卓颖妈妈原本的预期是起码得到大学时候,因为专心刷题上补习班的中学阶段,成长是停滞的。职校提前让孩子接触到真实社会的一角。

  2018年浙江省推行的中本班,中策也有一个,放在电气专业,本科院校是浙江科技学院,鲁晓阳去参观过,心里认可它是所好学校。中本班的本意是“连贯培养”,可以简化重复课程,多出来的时间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但在鲁晓阳看来,他的这个中本班,多少有点事与愿违。

  鲁晓阳说,中策的这个中本班身上有一个“紧箍咒”,即考核方是本科院校的浙江科技学院,但它只考核理论,不考核实践。为什么?“因为一张试卷评价一个人是很轻松的,20分钟,一旦考核实践,一个学生可能就需要一天。说白了,本科院校的投入程度,没有中职的高。”

  原本,中本班恰好是鲁晓阳心中的理想生源,但是这批学生很快就陷入了理论考试的窠臼。有几个报名绿色电子社的中本班同学,来了一学期就舍弃了,原因是“没时间”,要应付上面的考试。每学期考核一次,这种学习逻辑,“跟重点高中没什么区别”。

  对孩子来说,职高与普高最明显的区别,其实是升学压力。一旦卸除这个压力,他们这批本来头脑就不错的孩子,未来或许可以作为某个社会调查样本——比如,以近10年为例,比照1000个孩子,中考成绩在500分左右,走职高这条路的和走普高这条路的,看他们后来读了什么大学,做了什么工作,对生活的满意度如何。

  4、高升学率

  在杭州,职校的老师都记得,就在几年前,听到的要求还是“以就业为导向”,但现在基本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扩招,高职去年、前年连续扩招100万人。2019年之前,中策有9个5年制班,这意味着,约300人毕业直接升高职,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部分自考升学的,加起来比例是60%左右。到了2019年,这个比例几乎上升到95%。

  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职扩招100万人任务的方案。那是4月底,而高职高考的报名年初就结束了。考试项目除了语文、数学(各150分),还有专业技能考试,后者分为“技能操作”和“专业理论”两部分,加起来也是300分,后者也分别在前一年年底与当年4月考完了。即便如此,中策副校长潘利荷记得当时还是极力动员学生考大学,她告诉孩子们:“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要考,不要有负担,去考就好了,今年有机会进行学历提升。”她动员了大概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这种气氛才趋于稳定。

  在杭州,职高生的升学需求是早于扩招政策的。对杭州的大部分家长来说,孩子高中毕业、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去工作,太早了点,他们没有养家的需求。对他们而言,体面的工作、本科学历,才是“刚需”。“有哪个家长愿意孩子18岁就去工作,不读大学,人生会有遗憾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本地家长并不愿意孩子去干那些所谓的底层工作。

  人民职校的老师高锐记得,2015年左右就经常有家长说,我们要考学的,我们要读书的,为什么不让孩子参加高考。人民职校是所“小而美”的学校,占地只有20多亩,位于市中心,周围都是居民区,无法扩张。受校舍之限,学校只好通过期末考试成绩筛选,通过的学生才能报名职高高考。家长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读书,学校就得跟他们解释,“成绩没有过线,那么今后考学也会存在困难”。高职院校扩招后,原来分流一半学生就业的压力没有了,学校“掘地三尺”,修出更多教室给学生上课备考。

  一年前,高锐曾到贵州省的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挂职,这也是一所省级重点职业学校。但在这里,她发现,孩子们读完高中,要去打工了,读到一半辍学的也有很多,因为家里实在没有条件支持孩子继续读书,甚至有时候孩子这个学期不来,去赚点钱,下个学期又来读了。这与经济发达的浙江的确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职业教育做得好的地区,多半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浙江、江苏和山东都在此列,贵州的孩子职高毕业后要工作,多数时候也会流向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

  我们采访的杭州市人民职校、中策职业学校和开元商贸职业学校都表示,在杭州,孩子们现在基本都升学了。在这之前,职校毕业生能否找到好工作,是判断一所职校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好的职校通常会与多家企业建立“企教融合”,常见做法是职校与企业成立一个非实体但联系紧密的集团。开元职校的校长郑效其说,他们学校所在的集团里有30多家企业,他们每年只有5%的毕业生会就业,“那我就对不起这些企业,每年只能输送这么点人”。

  杭州西湖游船有限公司2001年与中策签订合作协议,每次招聘都拿出20%的配额给该校的毕业生。到今天,公司员工500多人,其中有140人毕业于中策,占了近三分之一。“要去西湖游船,先上中策职校。”民间流行的这个说法,本来是中策挺自豪的一件事。顾天翔在西湖游船公司负责人事招聘,他说,他们公司面向社会招聘时,学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但是给中策的名额一直以来都是职高毕业即可(前提是在该公司实习过)。没想到这几年趋势在变,学生们都走向升学,这20%的配额竟然面临招不满的现实。

  杭州的中等职业教育虽然发展得不错,但在金卫东看来,那也只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一点”,还没有成长到可以抵抗外力的程度。这里的从业者都认为,职业教育依然很脆弱。刻板印象固然是困扰,最叫人不安的还是政策变化。2020年9月27日,国家教育部下发的文件当中就有一条指出,要“逐步取消中本一体化”。那么,金洋洋她们上的这个班,还能办几届?谁都没有底。

  金卫东还得到一个数据,2021年的高职高考中,来自学前教育专业的中职学生比去年多了1000人。这个数字去年是2000出头,今年跃至3000人,这说明浙江省的中职学校正在一窝蜂办学前教育专业。金卫东回忆,2017年11月,北京发生“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之后教育界都在讨论,学前教育质量必须提升。一窝蜂跟风开办新专业,也是中等职校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杭州市而言,教育局一直对中职的专业开设有整体统筹,比如学前教育,原则上就只有人民职校开办。

  在高职扩招、大学推广应用型本科的趋势之下,中等职校如何发展也有很多不确定性。金卫东说:“只有升学体系走通,家长才会认识到,职校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干吗都走一条路,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才是对的。现在的认知是,好成绩在那边(重高、普高),不行的再走这边(职高)。真正做职业教育的意思是,哪一天喜欢学前教育的孩子,能考到北师大,甚至职高这条路能通到清华,那就对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梁恩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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