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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退休却要退保 高龄农民工养老之困如何解?

作者:    文章来源:桂工网    录入时间:2019-01-09 18:50:08    我要评论( 0 )

  编者按:除了今天的生计,明天的养老问题也时时牵动农民工的心。近年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但高龄务工者退保现象时有出现。这当中有何缘由?在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过程中有何阻碍?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本期《关爱农民工》我们一起来探讨。

  年关将至,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转回老家不划算”,59岁的刘力强将在京务工7年缴纳的养老保险申请了一次性清算,共领取个人账户资金1.97万元。

  刘力强说,他身边好几个工友也因老家不接收养老保险关系等原因办理了退保。

  养老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近年来,我国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进行了政策补充和完善。2010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全国实施。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跨地区就业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权益及关系转接的原则,即“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但这些高龄务工者为何退保?

  A、退休前突击退保

  在北京当环卫工期间,刘力强月薪3700余元。

  由于临近退休年龄,上个月,他决定辞工回家。因养老保险缴纳不够10年,不符合在京延长缴纳的条件,刘力强只能把关系转移回户籍所在地——陕西省渭南市。

  而依据当地政策,按最低档位补缴,刘力强每年需缴纳5000余元。“还要再缴7年才能领上养老金。而且陕西工资低,到时每月只能领取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比北京少了700多元。”

  思来想去,他觉得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回去不划算,于是申请养老保险一次性清算。“快60岁了,还是把钱揣在兜里踏实。”

  比起刘力强,同乡工友徐国忠缴纳时限稍长,已有11年。眼看2019年3月就要退休,2018年11月,徐国忠准备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回老家,却因年龄太大遭到拒绝。

  随后,笔者在致电陕西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过程中发现,各市甚至各区对养老保险关系的接收政策不尽相同。

  老徐所在的渭南市灵渭区养老保险经办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参保人员接近退休年龄,在外地缴纳社保超过10年,再把养老保险关系转回户籍地,当地不予接收。

  而依据北京市参保人员延长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办法,在京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10年,全部缴费年限不满15年,且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的外埠户籍参保人员,可申请在北京延长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如此一来,老徐只能在京申请延长缴纳。不过这需要申请者本人自行申请。对于准备回乡养老的老徐而言,“太麻烦,成本太高”。

  退保的高龄务工者不只是来自陕西。四川籍环卫工杨丽艳在北京缴纳养老保险13年。当问及为何不延长缴纳,她有些不满:“单位没有告诉我这个政策,负责社保的人说‘要么转回去,要么就退掉’。”

  B、各地政策和经办细则不统一

  事实上,对于养老保险关系的异地转移与接续,政策早已有所设计。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明确了跨省流动就业的参保人员待遇领取时的几种情形:当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政策清清楚楚,为什么退保现象层见叠出?

  “各地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同,造成了利益冲突,不少地方实行保护政策。有的城市不允许非户籍人口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办理养老保险,有的地区则以种种借口拒绝承接大龄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关系。”在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房连全看来,各地参保模式、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有较大差异,各地转移接续政策不统一,这导致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同时,各地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经办细则规定也不尽相同。房连全认为,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接续经办细则,再加上管理手段落后等原因,人为地影响了转移接续的办理。

  “退保是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平衡的结果。”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告诉笔者,对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将来能否领取养老金还是个未知数,钱装进口袋才最放心。

  此外,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前提是达到退休年龄且缴费满15年。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周期短,较难达到规定的缴费年限。加之企业聘用农民工时,对年龄有较严格的限制,年纪偏大的农民工多选择返回农村或从事个体经营。因此大部分农民工放弃继续参保,退保也就成了其辞工中的一个环节。

  C、可采用“分段计算”的方法

  “退保既不利于农民工养老,也与国家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相背。”沈建峰认为,退保会导致劳动者将来不能获得养老等基本保障。

  为使农民工参保后跨地区就业依旧能享受到社保待遇,就要完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房连全认为可以采用“分段计算”的方法。“其特点是不转移账户基金,只转移参保信息和缴费记录。”参保人在不同统筹区域缴费年限累计计算,按各参保地规定分段计发养老金,依据参保人在参保地缴费工资和参保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其指数化的平均缴费工资,进而确定其养老金的标准。农民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及享受社保待遇的标准时,参保人缴费的各统筹区域将相应比例的资金划拨到参保人员社保待遇指定发放地。

  沈建峰认为,要提升社保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务质量。他建议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和服务网站,把参保对象的基本情况、缴纳情况、缴费记录等查询服务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形成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操作便捷的社保信息系统网络,逐步消除地域手续障碍。

  “同时,还要协调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地与转出地的利益,逐步缩小省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别。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房连全强调。

  D、专家观点:“低进低出”适合农民工

  迈过了50岁的门槛后,万荣觉得必须考虑养老的问题了。

  2017年春节回四川过年时,万荣把她和丈夫老陈的“新农保”交了。她选择每年交100元,据村里人说以后每个月可以领到80多元的养老金。

  对于万荣来说,虽然每个月80元比没有好,但绝对不够养老。她后悔的一件事是前两年有亲戚告诉她,社保局允许补缴5万元就可以加入城里的养老保险,但她当时觉得贵,没舍得交。

  从制度设计来说,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即一个人只要愿意参保,都可以找到适合他的制度。

  政策规定,农民工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也可以参加新农保。然而,不同制度的保障水平差别是非常大的。大量农民工的真实境况与制度设计的美好场景之间仿佛隔着一扇“玻璃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看得到够不着,新农保保障水平太低又不足以养老。

  农民工当中,养老问题最难解决的,是那些现已步入中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包括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面对着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他们陷入了“养老保险靠不着、养儿防老靠不住”的两难困境中。

  2016年的数据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经上升到了5408万。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比上年增加424万,而2016年50岁以上农民工比2015年增加441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章铮认为,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以致第一代农民工多数不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他们中间交过养老保险的,很多选择了“退保”;更多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连参加养老保险的机会都没有。

  在章铮看来,通过补缴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缓解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办法之一。但能够补缴得起的也是少数,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难以彻底解决。

  2018年过年回老家,万荣发现当年补缴社保的亲朋好友有的开始领养老金了,一个月可以领到七八百元。她又动了交社保的心思。她想的是不需要两个人都交,只要给老陈一个人交就行了。如果“退休”以后一个月能有七八百元,也够他们两口子生活了。

  听到又涨钱了,万荣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还是否划算,想要参保的心思又退却了一些。

  她和老陈在北京一个当保姆、一个做建筑工,两口子每年都能入账十来万元,但在县城买房子和供女儿读大学用去了他们大部分收入,(补缴)5万元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

  更关键的是,即使万荣交得起费,社保局也未必还有这样的补缴政策。据笔者了解,各地对于通过补缴加入养老保险的政策并不一致,有些地区为了增加当期收入而允许大龄人员加入养老保险,而有些地区为了防范基金未来的风险则不允许补缴。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从历年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状况来看,补缴、预缴等非正常缴费收入平均占到了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12%左右。通过非正常缴费来增加制度收入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短期来看增加了收入,但长期来看扩大了制度的风险。

  “通过一次性趸缴的方式进入养老保险制度的群体里,绝大部分是大龄劳动者,在各种优惠的激励下,他们缴纳的费用很少,只够领取几年的,但他们生命周期往往至少还有十几年,这个缺口就推向了未来。”郑秉文说。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是无解的。如果地方政府允许他们通过补缴加入社保,必将增加基金的收支压力,对于其他参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允许参保,他们有很大可能陷入老年贫困。

  章铮认为,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补偿可以尝试建立设定一种过渡性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低门槛进入、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建议,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建立与非正规就业相适应的“低义务低保障”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用来解决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养老问题。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该追求实质的保障,而不是形式的公平。”李珍说,这套国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与现行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行,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支柱;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也可以将淘宝店主、自由作家等新业态人群覆盖进来,让他们从年轻时就有机会为养老做准备。

[编辑:梁恩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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